中國戰略資源全球配置和外交重點

    戰略性礦產資源是指在國家某個階段國民經濟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對國計民生、軍事安全、核心利益有著重大影響和作用的主力性、緊缺性、優勢性礦產資源。如當代關系到中國國家工業化命脈的油氣、煤炭、鐵礦石、鈾、钚、稀土、鎢等重要資源。一個主權國家只有握牢穩定、安全、經濟的戰略資源，才能確保國家的生存與發展不受制于人。

　　中國戰略資源的全球配置形勢
　　中國是全球第三大礦業國，擁有的部分戰略資源從總量上看居于世界前列，但人均資源占有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58%，居全球第53位。2010年，我國45種主要礦產資源中，只有1/3完全保證供應，另1/3基本保證供應，還有1/3不能保證供應。尤其是油、鐵、錳、鉀鹽等大宗礦產的戰略儲量嚴重不足，無法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中國作為能源消費大國，2009年石油對外依存度51.3%，已突破工業國家公認的50%“能源安全預警線”。全球對石油等能源資源需求的增加導致油、氣、煤的消費呈現量價齊升的局面，世紀開元10年的全球油、氣、煤平均價格比上世紀末10年的均價分別上漲了169%、87%、37%。據美國能源信息署（EIA）預測，隨著石油等資源開發成本的提高，原油價格將繼續攀升，到2020年將達100—108美元/桶，2030將達115—124美元/桶；2007—2035年間油、氣、煤消費量的年均增幅分別為0.9%、1.3%、1.6%。2009年中國鐵礦石對外依存度已超過62%，世紀開元10年內鐵礦石消費增長了3.5倍，進口均價增長了3倍。中國戰略資源供需形勢嚴峻，國內一些大宗戰略資源品位差、豐度低，后備儲量少，供需矛盾尖銳。而“世界工廠”又是典型的主力性資源消耗型產業經濟，因此在充分挖掘國內資源潛力的同時，積極尋求和建立穩定的礦產資源海外供應基地，就成為維護戰略資源供應安全、完成世界制造業的時代責任、保障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在世紀之交，國家提出“走出去”戰略，是中國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強國戰略。如今在“走出去”與“引進來”并重的戰略框架下，我國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對外開放格局正在形成，鼓勵和扶持中國企業參與國際化競爭，實現戰略資源全球優化配置，是時代賦予的歷史使命。
　　近年來我國資源型企業走出去步伐明顯加快， 2010年1—10月份中國企業在海外收購石油和天然氣資源的投資高達246億美元，在全球油氣并購交易中所占比例高達20%，比兩年前增長近五倍。中石化繼2009年成功收購ADDAX在尼日利亞15個區塊后，2010年又斥資131億美元收購了加拿大油砂項目和巴西石油公司部分股權。中海油投資58億美元收購了美國德州的頁巖氣項目權益等。中石油也在非洲、南美和南亞等地區完成了規模可觀的幾手收購。
　　2007年至今，我國企業境外非油氣類戰略資源勘查、開采及并購等投資項目800余例，分布在70多個國家，涉及金額500多億美元。從項目數量上看，中國企業國際投資最熱門的目標礦種是銅、鐵和黃金、鉛鋅、鋁、鎳、鈾、煤和鉀鹽、寶石等；從項目金額上看，投資以鐵礦（占全部投資金額的近50%）、銅礦（20%）、金礦（8%）、鋁和鉛鋅（3%）、煤炭（5%）為首，其次是鈾礦、鉀鹽、寶石等；從項目地區上看，依次是澳大利亞（200多億美元，占境外總投資金額的45%），中南美洲（100億美元， 16%），亞洲（80億美元， 13%），非洲（70億美元，12%），歐洲和北美洲（11%）。
　　中國資源型企業在成礦有利、潛力較大的國家，自主或通過合資合作參股等方式擁有了一批礦業權。參與國際化經營的中國企業從國有控股公司到私營企業，從礦業企業到專業投資集團等，其融資渠道非常廣泛。其中并購以中國鋁業、中國五礦、中國黃金、中鋼、武鋼、鞍鋼、中國神華、中金嶺南、金川集團、湖南華菱等上市公司為主。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經營方式更加成熟多樣，不論是并購還是開發投資都較為活躍。經過多年國際化經營實踐，積累了很多“走出去”的發展經驗，增強了對境外重點資源國投資環境的了解，培養出了一些熟悉和掌握全球運作規則的人才，拉動了國內物資出口等產業的發展。
　　近幾年來，中國走出去參與戰略資源全球配置的實踐取得了驕人的業績，但總體來看，我國企業的國際配置水平還比較低。主要問題在于：國內，國家缺乏科學的海外資源戰略部署和對企業提供有效外部服務的保障體系；國外，企業在實行資源全球配置過程中，面臨來自資源國從政府、企業、民眾到媒體的各種壓力，面臨實力雄厚的日本、印度等資源需求國企業強烈的競爭威脅。

    現階段中國資源外交重點
　　當今世界，資源外交是一國充分保護本國利益的重要手段。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必然帶動對海外資源的需求，這也是所有工業化國家曾走過的道路。但西方社會卻指責 “中國制造”引發全球資源漲價，并將中國全球配置資源的商業努力視為“敵意性”戰略擴張，鼓吹這是“打進”美國資源“后院”的“中國威脅”。事實上，早在1939年，美國就將確保在全球范圍內擁有持續、穩定和價格合理的戰略資源供應作為美國的資源外交核心，并憑借其強大的軍事實力，建立起了多層次、多渠道的戰略資源全球配置系統。我國到上世紀90年代后期才將“資源外交”正式提上國家外交部門的議事日程。十多年來，中國的資源外交通過不斷建立和拓展與資源國的友好合作關系，建立與資源國的戰略性同盟，正在形成有利于中國資源型企業國際化經營的綜合環境。
　　積極開展能源外交，建立國家能源安全和全球配置機制。在中國的資源外交中，能源外交開展得最早，能源配置形勢也最嚴峻。因此，必須在能源外交和“走出去”戰略的雙重推動下，努力形成中國石油供應多方式輸送渠道、多樣化保障領域和多元化供應來源的全球配置機制。中東是中國石油進口的第一源地（占總量50%），第二是中亞和俄羅斯，第三是亞太和南美地區。為保證石油安全供應，中國應根據形勢調整、優化、確定重點資源國和地區，與相關國家和地區建立油氣供應國和消費國之間的戰略盟友關系。確定中東、中亞、西北非、南美、亞太、俄羅斯等六個石油配置和能源外交重點戰略區。加強常規石油貿易，參與克拉地峽雙向航道開鑿項目，加強中哈、中俄等管道常規高層溝通機制，確保石油運送通道（海運、鐵路、管道、汽運）安全、穩定運行。充分發揮中國能源的整體優勢和比較優勢，在油氣、煤炭、新能源等更多領域、更大范圍、更高層次上參與多邊和雙邊國際合作與競爭，加強中美兩個能源消費大國在文化、金融、技術、軍事等方面的多層次交流，增進彼此理解、擴大共同利益范圍，維護兩國能源安全，促進世界和諧發展。
　　開展資源外交合作，建立規范完善的全球資源配置體系。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必然帶動中國海外資源需求的不斷擴大。隨著資源外交的深化，難以避免地會帶動各種復雜的戰略與安全互動，這就要求中國建立與全球資源安全相適應、與可利用資源相配合的國際資源貿易體系。通過建立國內資源多元化發展的供應體系和國外資源以市場采購與直接開發相結合的多渠道供應體系，推動建立清潔、安全、經濟、可靠的國家戰略資源配置機制。雖然戰略資源貿易的背后都有復雜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戰略背景，但只要全球化進程不被逆轉，自由貿易依然是世界經濟的主導潮流。
　　建立資源消費國和出口國之間的正常供應和雙贏合作機制，建立與資源國的感情溝通機制，是實現戰略資源多元化國際配置機制的重要紐帶。中國的非油氣礦產資源外交起步較晚，鋁土、鐵礦石等多種礦產品在國際礦業中的話語權很小，對國際市場影響力有限，要充分研究、積極參與、擴大合作，逐步增強話語能力和定價權。要高度重視全球配置過程中的輿論環境。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應防止過早成為輿論焦點，要注重適當、有序地引導輿論導向，消除可能的敵意或擔憂，同時針對與資源國企業之間的文化差異，吸收國外企業文化的積極方面，確保并購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依靠技術創新，建立戰略資源保護和儲備機制。中國的資源出口一直以原料型產品為主，既沒有體現應有的技術價值，也不利于資源保護。鄧小平曾說“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充分表明中國稀土的戰略地位。一直以來我們對稀土資源的保護利用和技術創新不足，沒有發揮稀土在資源外交中的作用。根據美國地質部門的最新統計，目前全球已知的稀土儲藏量為9.9億噸，其中中國占37%，美國占12.86%，俄羅斯獨聯體占19.5%。去年全球稀土產量的97%來自中國，中國已成為世界稀土市場的主源地。但由于國內對稀土的開發無度、生產無序、惡性競爭等，使稀土生產陷入混亂局面，致使中國在國際稀土市場上痛失定價權。20多年來，美國、歐洲、日本、韓國采取逢低吸納、逢高打壓的策略，從中國進口了大量廉價稀土，其中大部分都作為國家的戰略儲備。去年10月，中國決定依據WTO規則對稀土出口比例進行重新配制，引發西方軒然大波，日本、美國、德國等紛紛指責中國。實質上，中國的做法只是一個主權國家在環境惡化和經濟損害夢魘后的正當反應。
　　許多發達國家早已建立了戰略物資儲備制度。美國1939年制定的《戰略物資儲備法》對本國的石油、煤炭、稀土等只探不采，儲備長期從國外低價購買。日本1972年建立石油儲備制度，1983年又建立稀有金屬儲備制度和基地，稀土的儲備量可用20年。
　　基于貿易權利對等原則，中國在對戰略性資源充分遴選的基礎上，制定科學的國際勘探、開發和利用的排序，進行科學的出口配比，對不可再生、脆弱性及供給性極強的稀土等戰略性資源進行保護性開發和儲備，有利于維護全球資源市場的穩定和有序發展。對我國緊缺的如石油、富鐵礦、鉀鹽、金剛石等在國外富集資源，應盡快盡多獲取；對一些目前雖不急缺、但國內保證程度不高的戰略資源，應適時逢機開發和儲備。這也是中國今后資源外交工作的重點。